在湖北谷城县，武汉凯迪公司正在建设一家生物质发电厂，计划今年底投产。在建设中的发电厂，记者看到，这里的原料车间堆满了从附近村民手里收购来发电的棉秆、稻壳、树皮等。

　　谷城凯迪绿色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郝江华告诉记者，目前，公司基地造的主要是油茶、乌桕等经济林，为未来建生物质炼油厂做准备；下一步，公司还准备再种植三四万亩刺槐、湿地松、杨树等，发展高效经济林。用作发电厂原料的只是现有林地上砍下来的杂灌木等。

　　许多林地还“圈而不造”。在谷城，凯迪公司共“圈林”14万亩，2008年至今仅造林5000亩，绝大部分林地处于闲置状态。在江西省，武汉凯迪近年来也通过林地流转，先后买了120多万亩林地，结果只造林1万亩。

　　“不管是转卖还是租赁，往往不造林，荒在那儿，造成很大的生态影响。”江西省林业厅林业改革发展处处长杨杰芳说。山东晨鸣公司近年来同样在全国圈了不少林子，打的也是建设“原料林基地”、实施林纸浆一体化项目建设的招牌，因此频频成为一些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座上宾”。

　　据了解，在湖北，咸宁和黄冈两市在2008年分别与山东晨鸣签订框架合作协议，为其提供350万亩和100万亩原料林基地，建设林浆纸一体化项目。其中黄冈晨鸣林业2009年至2011年3年造林不到10万亩，仅占已流转面积的十分之一；咸宁晨鸣林业则在成立仅3年后，就于2011年11月整体出售。

　　部分林地一卖了之 “三过”问题突出

　　在工商企业大肆“圈林”过程中，一些林地往往被一卖了之，大量低价流转到企业手中，不少农民失去了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山场、林地，一些地方因此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失林农民”。

　　云南大理州祥云县的怀宝经贸有限责任公司近年来流转了1.5万亩林地，1万亩是直接将1996年与村集体签订的经营合同换成了林权证；另外5000亩也是以一次性买断方式从农民手中流转过来的。

　　国家林业局农村林业改革发展司司长张蕾坦言：“改革充满利益的博弈，有钱人盯上林地的不在少数，一些地方‘以卖代改’‘以股代改’，出现资本‘炒山’‘圈林’行为，尤其是‘三过’问题比较严重，导致‘失林农民’增多。”

　　所谓“三过”，是指林地流转“面积过大、价格过低和时间过长”，是企业“圈林”风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当前“资本上山”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除了价格过低，面积过大和时间过长也明显加剧了农民失林程度，剥夺了农民改革初始分配权和林地升值收益权。

　　如在湖北咸宁市2008年与山东晨鸣签订的建设浆纸原料林基地补充协议中，第二条第一款约定，林地租赁期限50年，林地租金前30年不变，第31年至40年增长10%，第41年至50年增长20%。

　　根据协议，50年后，尽管林地价格随着市场的日益成熟可能早已大涨，但农民每亩只能增加很少的收入，升值收益中的绝大部分被林企鲸吞，农民明显吃亏。

　　湖北十堰市林业局一位负责人说，该市多数地方林地流转存在“三过”问题，流转年限一般在30年以上，最高达70年，年均流转金额最高不到10元/亩。其中竹山县流转价格最低的一处荒山，年均流转价格仅为0.47元/亩。

　　林权过度集中 农民权益受损

　　企业低价“圈林”加剧了各地林权集中现象，引起林业部门、有关专家和社会人士的担忧。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教授贺东航认为，林权集中讲究的是集约利用、效率优先，对发展林业经济有积极影响，但搞不好就会造成林农失山失地，破坏社会公平，背离了改革初衷。

　　目前，政府的减税让利收益很大程度上被资本据为己有。如各地实施的生态公益林补偿金、低产林改造补贴、林业“两金”(育林基金和维持简单再生产费用)减免等，大部分随着林地流转落入了企业的腰包。

　　“中国林改第一人”、福建省林业厅原厅长黄建兴说，发展成果由少数人获取不是林改的初衷，必须通过继续深化改革加以解决，具体办法是实施真正的股份制改造，引导农民建立专业合作组织与企业对接，解决一家一户闯市场的问题。

　　张蕾认为，林权流转不规范，一些村干部暗箱操作，一夜之间就决定把林地卖了，有的村民连林权证都没见到，这实质上是剥夺了农民在林权改革中的初始分配权。

　　另外，林权集中导致的林地未来升值收益被剥夺现象，也开始引起一些基层干部群众的警觉。湖北随县环潭镇副镇长雷斌说，3年前，武汉凯迪来我们这里流转土地，结果没有谈成，原因一是价格太低，二是村民不愿一次性卖断，三是没有村民安置方案。

　　南方林权交易所总裁谌晓辉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除了出台森林流转条例，规范林权流转外，最重要的一条是建立林权交易中心，规范林权流转，接受社会监督，遏制“炒林”等投机行为。同时，林权交易中心作为价格的发现者，可以还原林地的真实价值，让农民享受升值收益。

　　专家指出，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远未完善的今天，土地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农民的“命根子”，“失林农民”可能采取非理性的乱砍滥伐甚至人为纵火，毁灭性破坏山林，不仅影响林业生产和生态安全，而且危及农村稳定和整个林改，需慎重对待。

　　“纯林化”暴露生态风险

　　近年来，为了加快林业建设，提高林地产出率，我国各地纷纷推进“低效林改造”工程。由于资本的大量介入，这项工程在一些地方过分地追逐经济效益，致使林地生态功能退化，亟待引起关注。

　　“低效林改造”之变

　　云南省是我国四大重点林区之一，其林地面积、森林覆盖率、活立木蓄积量等均居全国前列，但全省有7470万亩低效林，约占林地总面积20%。为此，云南省于2009年开始试点“低效林改造”工程，2010年全面启动，计划10年改造低效林6000万亩。

　　截至2011年底，云南累计投入资金16亿多元，采取森林抚育、采伐更新、树种更替和林木复壮等方式，大力发展核桃、油茶、西南桦、桉树等高效经济林、速生林，完成低效林改造617万亩。而参与其中的，除了政府部门，还有超过1000家的企业。

　　湖北实施低效林改造的时间较早，2007年已经开始，2008年出台了《湖北省低产林改造工程建设管理办法》，将“低效林”改成了“低产林”。根据规划，到2016年，该省将改造低产林500万亩，建成一批高效经济林、速生林基地。

　　为鼓励企业和林业大户投身低产林改造，湖北还出台奖励政策，对项目建设实行“财政投入、部门配套、业主自筹”投入机制，每亩低产林改造按照300元标准进行补助，其中省级财政每亩投入100元。到2011年，湖北低产林改造累计投入省级补助资金4.5亿元。

　　尽管政府有所投入，但在这股低效林改造热中，企业和造林大户是主体，尤其是一些大型林企的加入，常常使一些低效林改造工程过度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生态效益，实施单一种植，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纯林化”趋势。

　　“纯林化”趋势明显

　　湖北谷城县是全国100个油茶发展试点县之一，近年来将油茶作为低产林改造的主要树种，大力发展油茶产业。截至目前，全县累计新建油茶基地4.6万亩，新老油茶基地总面积为11.6万亩。

　　在石花镇岩湾村，环水库周边的低丘岗地种了一大片油茶树，树已经挂果，进入盛产期。几位村民正在将采摘下来的茶果，一包包往货车上搬，准备运到外面去卖。

　　县油茶办主任王文超告诉记者，谷城发展油茶的历史较早，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大规模种植，一度达20多万亩。但受技术、品种及市场行情影响，此后面积不断萎缩，到2008年只剩下7万亩。2008年起，该县开始对这些低产林进行改造，主要是对油茶林里的松树和其他一些灌木杂树进行清理，提高“管理效益”。

　　在谷城经济开发区刘家沟村附近新建的1300多亩油茶基地上，记者看到，这里漫山遍野除了栽种不久的油茶树苗，空荡荡的，一棵杂树也没有，地上全是裸露的泥土。

　　村主任刘兴久说，以前这是一片桃园，桃树老化，效益低下，武汉凯迪公司来后，将这块土地流转过去种油茶，被列入了林业部门低产林改造项目，每亩林地还享受了200元财政补贴。

　　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核桃是当地重点发展的经济林，也是低效林改造的主要树种。到2011年底，全州完成核桃种植916万亩，产值48亿元，农民年人均核桃纯收入1570元，占总收入的40%。

　　在祥云县米甸镇小里坡村怀宝经贸有限公司一处新建的核桃基地，记者看到，这里的核桃已经挂果，进入了收获期，但同样的情形是，从山上到山下，除了核桃和套种的苞谷，没有看到其他树种。

　　除了高效经济林树种，在杨树、松树、桉树等速生用材林树种的规模化种植上，“纯林化”表现更为明显，动辄上万亩。

　　在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速生树种日本落叶松引进较早，是近年来低产林改造发展的主要树种。2008年～2012年，这个州的建始县共实施低产林改造3.8万亩，其中以日本落叶松为主的速生用材林2.8万多亩，全部为更新改造。到2014年，该县计划进一步发展10万亩速生林基地。

　　云南的桉树、江西的杨树、湖北的湿地松等速生树种的大规模种植，引起了专家的重点关注。江西省林业科学院院长黄小春说，过去，我们追求森林覆盖率，大面积飞播造林，形成了“南演杉家浜，北唱杨家将”的人工纯林一统天下格局。现在，为了建商品性木材基地，大面积经营经济林，种植单一品种，虽然经济效益好，但不利于森林生物多样性。

　　生态风险凸现

　　有关专家提醒，考虑到林产品的特殊属性，林业经营应遵循生态优先原则，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严防“低产林改造”人为带来新一轮“纯林化”危害。

　　事实上，“纯林化”的风险已经有所显现。2008年的雪灾，给湖北恩施州海拔1300米的富尔山林场带来一场灭顶之灾，上万亩林木被大面积压断、劈裂、倒伏，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林地全部种植日本落叶松，“纯林化”严重，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弱。

　　同样，2011年7月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灾，也使谷城县城关镇曾家营四组村民唐国庆吃尽了“纯林”的苦头：他与另一位村民1998年引进种植的200多亩意大利杨树，一夜之间被刮断或倒伏，经济损失200多万元。

　　湖北省林业科学院研究员汤景明认为，纯林化导致林地林份单一，相互缺少生态屏障阻断，极易遭受各种灾害侵袭，经济和生态风险高。

　　专家认为，树种结构单一，缺乏层次，生物多样性大规模减少，常常造成森林生态系统失衡，自控和修复能力减弱。“把森林培育起来，远看青山在，近看无木材。”黄小春说，“森林必须上有乔木，中有小乔木，下有灌木，地上才能有动物在里面藏身。”

　　常绿阔叶林是我国南方亚热带的地带性植被，对水土保持、水源涵养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特殊意义，却长期被称为低效的“杂木林”。

　　“林地经营必须要保留本土树种，特别要保留阔叶树种。将林地其他树种全部砍光，只留下经济效益较强的单一树种，特别是竹林的经营，极易出现大面积“纯林化”现象，这肯定不利于生态保护。”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教授贺东航说。

　　专家建议，防止“纯林化”必须坚持科学植树造林：一是严格林地树种选择，尽量多种乡土树种，以乡土树种为主、外来树种为辅，即使种植同一树种，也要丰富品系，增加多样性；二是讲究科学种植，针、阔叶搭配，乔、灌、草混交，坚持“适地适树”；三是提高林木蓄积量。植树造林不仅要提高森林覆盖率，更要提高森林质量，发挥林地综合效益。

　　“引资上山”须确保林业可持续发展

　　伴随着林权改革而来的“资本上山”，似乎有着天然的“正确性”，再加上地方政府对招商的热情，资本进入林业一时成了改革的抓手、发展的动力。不少地方认为，只要“引资上山”就一定能带来林业的繁荣、林农的增收。

　　确实，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对此，记者在采访中深有体会。由于资本的进入，一些荒山、半荒山掀起了植树造林的热潮，山地林木价值飙升，许多农民从中受益，真正过上了“靠山吃山”的幸福日子。

　　不过资本并不必然地带来这些正面的效应。从根本上讲，资本是逐利的，投资是为了回报，而且要尽可能最高的回报。这种对经济效益的追求与社会对林业功能的期待不尽一致，甚至说有着很大的矛盾。

　　体来看，这种矛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资本与农民权益的矛盾。超低价“圈林”的流行和“失林农民”的增多，便是生动的例子。面对强大的资本，分散的农民永远处于弱势地位，若缺乏有力的保障，则其合法权益时时有被剥夺、被侵害之虞。这在农地流转中已得到验证，如今进行林地流转，类似的问题出现虽然不足为怪，但提早重视和防范其中的风险却急迫而必要。

　　二是资本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有把山林改造成高效林、速生林、经济林的必然冲动；加之其强大的实施能力，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一改造，但又在无形中增加了生态的风险。

　　我们都清楚，林业不仅有经济功能，还有极其重要的生态功能。而履行这一功能的，除了国家生态公益林之外，集体商品林也是极大的和必要的补充，至少，它们在维系当地的生态小环境方面不可替代。

　　因此，“引资上山”只是林业加速发展和健康发展的第一步，最终能不能有皆大欢喜的局面，还要看这一步迈的方向对不对，走的路子正不正，看上述两个矛盾能不能很好地处理和协调。这主要是政府的责任。

　　地方政府应充分意识到资本可能带来的风险，在“引资上山”过程中，将经济利益、农民权益、生态效益三者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树立正确的林业政绩观，才能引导资本为我国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发挥有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