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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孔雀VS水电站：一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博弈

　　        全国首例濒危野生动物保护预防性公益诉讼的背后

8月7日，新平县水塘镇附近的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导流洞，目前工程已停建3年。记者 完颜文豪 摄

 身形清瘦、皮肤黝黑的李兴贵，怀抱着半米长的水烟筒，嘴巴不时对准竹筒口上端，吧嗒吧嗒猛吸几口。 

 提起退还水电站征地补偿款，他言语间仍流露出一丝遗憾：为了多年没见的绿孔雀，眼瞅着全村400多万元补偿款，像“到嘴的鸭子一样飞走了”。

 这个仅有17户人家的村民小组，隶属于云南省新平县者竜乡向阳村，因靠近绿孔雀栖息地才为外界所知。 

 村民们声称支持绿孔雀保护行动，但水电站建设的现实利益更诱人，他们心里还有比退款更纠结的弯子绕不过去。

　“按照国家政策，肯定要保绿孔雀；按照我们的想法，肯定想拿补偿款。不过，这事最后还得听法院的！”李兴贵的老婆在旁边补充道。

 8月19日，这起全国首例濒危野生动物保护预防性公益诉讼——云南绿孔雀栖息地保护案，二审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这场历时3年多的拉锯战，即将迎来终审判决结果。

 今年3月20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被告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新平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新平公司”）立即停止基于现有环境影响评价下的水电站建设项目。

　原告、被告均不服从判决，相继提起上诉。

　原告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简称“自然之友”）上诉要求，判令戛洒江一级水电站永久停止建设，彻底消除对绿孔雀等珍稀物种生存的重大风险。

 从水电站淹没区到绿孔雀栖息地，折射出地方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冲突，而如何在博弈中寻找平衡点，确实值得人们深思。

舍不得退还的“巨额”补偿款

 8月7日上午，记者来到新平县水塘镇附近的水电站坝址，可见对岸山脚下已建成的导流洞口，几台机械设备散落在工地上。沿着杂草没膝的江岸，包裹着石块的石笼网一字码开。

 按照水电站最初规划，首台机组今年8月运行发电，蓄水后将淹没新平县和双柏县部分河谷地带。

 3年前，一桩以保护绿孔雀为由的环境公益诉讼，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迫使水电站建设戛然而止。

 “淹没区涉及者竜乡3个村委会，2400多万元土地补偿款，在村里户头上放了3个月，去年5月就退回去了。”者竜乡党委书记祁芸告诉记者。

　按当时补偿标准，李兴贵家可以分到20万元，相比种烤烟和核桃2万多元的年收入，无疑是一笔“巨款”。他10年前盖房欠下10万元惠农贷款，如今每到3年还款期，还要找亲朋凑钱先还后贷，一直这样挪腾循环。

 “年纪大了，又没技术，出去打工没人要”，老婆在一旁插话道，村里经济条件都差不多，“一家也不富”。

 　新平县发改局局长王定周介绍，戛洒江一级水电站核准动态总投资38.87亿元，“新平公司”通过发改部门监控的账户，已累计完成投资12.25亿元。其中，征地移民补偿费为1.92亿元。

  截至2017年7月末，全县累计完成淹没区与枢纽工程区土地征收征用协议签订，分别为8279.21亩与2000余亩，移民搬迁安置2户9人。

 “当时，老百姓已经同意了。由于资金没补到位，只能边签约边征地，一步步推进。”发改局水库移民办主任徐春文说。

 据“新平公司”副总经理赵兴有透露，2017年8月水电站停建后，涉及玉溪和楚雄两市州的征地补偿款，已分别冻结9000万元和8000万元。

 另有1900万元补偿款，已经发到当地老乡手里，“从保护国有资产角度，这笔钱肯定要追讨。当然，对实际占用或破坏的土地，该补偿还要补偿。”赵兴有说。

 因交通条件落后，李兴贵出村一趟动辄数小时车程，家家摩托车成了标配。村民家女儿多往外嫁，媳妇却很难娶进来。

 这两年，由于市场不景气，种核桃有时连工钱都收不回来，乡里考虑引进深加工企业。“这里太偏远了，物流成本特别高。”祁芸说。

 “外地人说起云南，就是山清水秀好风光，可我们这里缺水，一年比一年干燥。既要保护好生态，也得考虑人的生活。”在向阳村村委会办公室，村支书谢兴贵向记者感慨道。

  当地几位干部围坐一起，七嘴八舌地聊着天。有趣的是，话题中的主角绿孔雀，他们竟没有一个人见过。

  已经10多年没见过绿孔雀的李兴贵回忆说，“这家伙特别精，稍有动静就飞得远远的，不来人住的地方。”

  与这些不知踪影的绿孔雀相比，守着大山过惯穷日子的村民，似乎更看重眼前的“巨额”补偿款。

 “钱退回去的时候，确实舍不得。村民有钱日子好过了，我也好过了。”谢兴贵坦言。

扑朔迷离的绿孔雀种群数量

  从向阳村到绿孔雀栖息地河滩，不过才18公里路途，越野车却跑了将近两个小时。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几十米就一个大拐弯，车窗外山高谷深，向下望去令人胆战心惊。

  浑浊发红的红河水，一路冠以礼社江、石羊江之名，经楚雄州双柏县流入玉溪市新平县，与支流绿汁江交汇后称戛洒江。

  在半山腰的林业管护站，一位身穿迷彩服的护林员，从路边岗亭走出来，示意来人做登记，路旁竖立着保护绿孔雀和国家Ⅰ级重点保护植物陈氏苏铁的警示牌。

  记者终于到达一处开阔的河滩，砂石缝隙间长满杂草，周边林草没有被破坏的痕迹。

  往上游走数十米，可见清澈的小江河，流入红色的石羊江，交汇处泾渭分明。

 “这片区域安放了30多个红外相机，覆盖约1000亩林地，一般在傍晚能拍到绿孔雀。”者竜乡林业管理员王开明，指着小江河右岸的一片山林说，绿孔雀喜欢在大树上睡觉，下到河滩主要是玩耍、找水喝。

  据新平县林草局资源管理与防护股股长李永明介绍，从2017年开始，省里批下来数十万元专项资金，安装106台红外线相机，由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简称“昆明动物所”）提供支持，开展绿孔雀栖息地科研调查。

  “通过两年半红外监测影像分析，专家称发现有小孔雀出没，说明种群在繁衍，但现在还不清楚，这一带有多少只绿孔雀。”李永明告诉记者。

   小江河对岸双柏县的大幅告示牌上，写着“您已进入恐龙河保护区……禁止违法捕猎野生动物、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表明这里属于玉溪与楚雄两市州的交界地带。

 　该案一审判决书载明，绿孔雀主要活动在恐龙河自然保护区低海拔区域，数量50-70只。

 　戛洒江一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27万千瓦，蓄水水位675米。“恐龙河保护区界限调整为680米以上，高出电站水位5米，但建好后仍会淹没一部分绿孔雀栖息地。”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新平分局局长张诚民说。

  随着该水电站被叫停，双柏县因调整保护区界限，部分人员受到问责处理，原股级保护区却由此升格为正科级。

  绿孔雀是我国本土的原生孔雀，曾遍布西南多省，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所写即为绿孔雀。从唐朝铜镜、宋代瓷器到明清官服，均有绿孔雀的元素。

  李永明告诉记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绿孔雀在全县都有分布，主要生活在半山上。

  徐春文认为，“以前农民在高海拔种地填不饱肚子，就改到低海拔的地方种，并到山下四处放牧，把绿孔雀栖息地压缩了”。

 历史上，人类农业活动一直威胁绿孔雀的栖息地。随着农民改种甘蔗、柑橘等作物，绿孔雀食物逐渐减少，加上捕猎与用农药包衣种子，绿孔雀惨遭猎杀毒杀，栖息地生境不断消失。

 根据“昆明动物所”1991年至1993年的调查结果，绿孔雀仅现于云南西部、中部和南部，野生种群数量约为800-1100只。北京动物园滑荣等人在2015年至2017年的调查中提及，我国现存野生绿孔雀种群数量约为235-280只。

 而公开资料多引述的“不足500只”说法，则来自“昆明动物所”等单位2014年至2017年的调查。由于数量濒危，野生绿孔雀被列为我国Ⅰ级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传言比大熊猫还稀有的野生绿孔雀种群，到底数量多少，显得有些扑朔迷离。就连曾拍摄到绿孔雀和发现其踪迹的环保人士，也对其种群数量说法不一。

生态保护能预防就不去追惩

 2013年底，一次绿汁江河谷季雨林调查，让顾伯健成了绿孔雀生存危机的“吹哨人”。

  这位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生，留心到当地老乡频繁提及的绿孔雀和计划建设的水电站。

  “由于半山适宜盖房耕作，绿孔雀栖息地被压缩到河谷地带。水电站一旦建起来，就把栖息地淹没了。”顾伯健曾为此多方反映，但收效甚微。

  直到2017年3月，此事引起云南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的注意。“云南人印象中孔雀很普遍，连我这个野生动物摄影师都是这种感觉。”虽说早在2000年，他也曾拍到过绿孔雀，却没引起过多关注。

 “忽视绿孔雀这么多年了，感觉自己非常失职，只能努力弥补。”他开始四下呼吁，保护绿孔雀“最后一片完整栖息地”，并联合“自然之友”等环保组织，给当时的环境保护部发出停建水电站的紧急建议函。

　 期间，由新华社记者采写的两篇报道，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

  同年7月，“自然之友”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以水电站建设将淹没绿孔雀栖息地为由，把“新平公司”、总承包方及受托编制环评单位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告上法庭。

  此外，由于在水电站环评审批时，淹没区内的陈氏苏铁，尚未被列入世界苏铁名录。环评既未对其进行评价，也未采取保护性措施，因此成为案件争议焦点之一。

　 在“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看来，“环评手续该盖的章都盖了，但珍稀物种竟没引起重视，属于重大疏漏。”

  “绿孔雀案的标志性意义在于，突破了有损害才有救济的传统理念，过去这类诉讼几乎都是事后，这次提升至事中甚至事前，可以减少或避免生态环境遭受损害。”在北京北三环外的华龙大厦办公室里，张伯驹告诉记者。

  “生态系统一旦遭到破坏，往往是不可逆的，重要生物可能区域性灭绝。赔偿几亿甚至几十亿，也无法恢复以前的样子。要治病于未病，能预防就不去追惩。”张伯驹说。

　1984年出生的张伯驹，回忆自己刚工作时，眼见一片森林被砍伐，在现场哭一场，却解决不了现实问题，无力感很强。

  有段时间，他曾辞职去读书，希望从公共政策角度看待环境问题。

 “解决问题不只是用对抗的方式，环境问题本质是公共物品的管理，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如何通过多方有效博弈，尽量把外部负面问题最小化。”张伯驹说。

　从有争议的环评报告，到沉默的专家群体，从慷慨激昂的环保人士，到措辞谨慎的地方官员，人们围绕“云南绿孔雀案”的不同态度，呈现出多元的利益诉求。

 聊起吃水问题，李兴贵指着平房上的水塔对记者说，水是从26公里外的哀牢山引过来的，“这10年天气太干燥了”。

 “村民只能种烤烟等抗旱作物，如果水电站建起来，取水更方便，土地利用率会提高，气候也会湿润些，能给群众带来好处。”祁芸说。

  对于人口不足30万，以采矿、冶炼为主要产业的新平县，这样的大型项目对县域经济发展同样重要。“新平没什么出口产业，消费人口基数小，经济不发达，主要靠投资拉动。”一位当地干部坦言。

 王定周初步估计，受益于水电站的老百姓，光新平就不少于5万人。

 “个人角度看，水电站利大于弊，能解决下游防洪、农灌、饮水问题，周边村民可以发展种植、养殖。”据王定周介绍，戛洒江水电站已在新平上缴耕地占用税、植被恢复费共3.8亿元。

即使工程下马善后也很棘手

　日前，记者来到新平县水塘镇，在临街一栋外墙无标识的楼房，找到“新平公司”的办公场所。附近的超市老板说，平时楼里还有人进出。

 不远处的嘉诚酒店3层外墙上，还挂着“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的横幅。资料显示，这家公司曾签约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建设项目。

“他们退租2个月了。公司人多的时候，租了六七间房办公，现在里面都空着。”嘉诚酒店女老板说。

  2018年，云南省发布生态保护红线，覆盖水电站淹没区大部分区域。“生态红线是不可调的，这个项目往下建设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赵兴有说。

  戛洒江一级水电站早在2006年就已立项，此后经国家与省级相关部门层层审批，直到2016年导流洞工程开工。

  据王定周透露，早在上世纪90年代，新平县就在戛洒江规划了3个梯级水电站，其中两座因种种原因取消。

  过去，为保障电力供应和西电东送，云南加快小水电开发。新平县有1江32条河的水能资源，陆续建起20多座小水电站。

  “云南生物多样性太丰富了，随便砍一片树林都是好地方，开发时很容易造成生态破坏。”张伯驹说。 

  　一审中，“新平公司”辩称：“水电站极有可能无法继续建设，因此原告起诉的前提不复存在。”

   张伯驹向记者透露，对方在二审中仍坚持这个意见，“但拿不出事实证据，也没有提供划入生态红线的相关行政文件，声称无法建设是大概率事件。”

  对此，张诚民向记者解释说：“生态保护红线由原来环保部门主导，现在移交给自然资源部，当时生态红线的评估调整，要出台具体的管理办法，包括正面准入清单和负面清单。目前，红线内哪些能干，哪些不能干？很多管理内容还需要进一步明确。”

  张伯驹认为，“如果真的证明没法建了，败诉我们也认。不能口头说，没有任何事实支撑，就让我们撤诉或判败诉。”

  在他看来，如果水电站能永久停工，对绿孔雀栖息地的影响没那么大，“毕竟还没做大江截留，也没做清库蓄水。”这正是预防性公益诉讼对生态环境事前救济的价值所在。

　如今，这座“等待二审判决”的水电站，已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即使不干了，还有一堆善后的事务要处理，后续工作很棘手。”徐春文感慨道，项目停建后，占用的672亩土地要复垦给农户。

 “租的临时用地，租金已经付了，还要复垦。但山坡不可能恢复原样，比如租了50亩，复垦可能变成40亩了，现在都成了遗留问题。”王定周说。

 还有项目停建后，水库下游的防洪安全等级骤降，部分拟规划的开发项目无法按规划实施，下游的种植养殖业发展将受到制约。

 赵兴有介绍，当初公司向建行贷款7.6亿元，停工3年，光利息还了1.9亿元，现在建行要求公司连本带息一次还清，“公司亏损巨大！”

 “水电站项目立项在前，划生态红线在后，企业也很难，希望当地政府支持税费返还。”赵兴有说。

 “现在，云南省已经下发文件，工程项目要先做生物多样性评价，再来做环评。”张诚民告诉记者。

 　如今，水电站坝址尴尬地矗立于山谷间，无论最终判决结果如何，损失都已无法避免。要么栖息地被淹没，绿孔雀失去家园；要么水电站永久停建，数亿元的前期工程投入打了水漂。

 　然而，此案引发的环评质量与手续审批、重大项目投资的风险控制、不同发展阶段的利益博弈等多方面问题，值得人们反思。（记者刘荒、完颜文豪、庞明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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